我智库研究人员参加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年会

     10月20-21日，以“改革开放40年：科技促进发展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为主题的第十四届中国科技政策与管理学术年会暨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会，在同济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产业界的代表近千人与会，与会者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背景，从宏观、微观、技术研究等视角交流我国科技创新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对未来创新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两天的会议，除主会场报告和两场专题对话，还设立了28个分会场就相关主题进行讨论交流。无论是主会场还是分会场，与会人员发言都相当精彩，各家新思想、新观点热烈碰撞。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名誉理事长方新教授致辞中指出，回顾过去40年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改革的基本问题没有变，始终是要解放科技生产力，以促进科技事业的发展，但是内涵和解决方案发生了变化。回顾改革开放是为了更好地走好下一步，最好的经验就是要坚持、深入，要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院长穆荣平研究员指出，创新（驱动）发展既是一种发展状态，也是一种发展方式。大国崛起需要以社会价值观转变为支撑，要摒弃“自我为中心的单边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观，以“平等、合作、互惠、共赢”的价值观拓展发展空间，从“注重吸纳利用全球创新要素”向“注重为全球创新者提供服务”转变。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李垣教授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企业创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体现出不同的特征。当前，随着产业升级的紧迫性增大和高端竞争加剧，企业开始关注内部创新能力体系和外部创新生态构建，新的商业模式快速涌现，一些新业态引领世界。未来十年，企业创新的重点应当从依赖满足外向经济需求转向扩大本土消费，催生新的产业。在新技术领域持续突破的同时，加速绿色创新、包容创新和国际合作方式创新，形成全面创新的态势。结合中国转型阶段、文化特征和特殊政企关系，要构建具有竞争优势且难以被模仿的创新生态。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柳卸林教授认为，新古典增长理论没有有效吸收微观层面的进步，无法对经济增长和创新驱动的内在机制进行解释。他注意到人口流动带来的创新影响，他认为，地区外来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对知识横向溢出可能产生阻碍效应，不利于异质性知识的学习和共享，对地区经济增长率有抑制作用。我国的创新驱动发展，需要各个地区积极促进区域知识生产各要素和部门的有效联动和互动协作，增加区域产业多元化和抑制性发展，外地包容性与本地文化保护并行，同时要注重提升知识创新成果转化效率。要素的多元性、异质性、集聚性、开放性，可以促进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企业创新要在开放和认同之间寻求平衡，企业的建立和发展需要一个开放的流动性生态系统，同时也需要一定的文化背景认同，以降低因人口过于多元化导致的“知识隔离”。

中国工程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德国工程院院士吴志强在智能城市规划上持续不断地精进研究和丰硕的成果震撼全场。他认为，过去的城市规划一直只提供空间的关系，但是城市生命力的创造在于前后时序，城市规划不能仅仅是空间，要考虑时间要素，变成一个动态的进展规划。“城市必须智慧起来”，他提出构建并实践智能城市三级系统——大脑（战略决策系统）、小脑与中枢神经（城市指挥系统）、迷走神经系统（自组织Apps），目前正在上海规划建设世界人工智能未来小镇。

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司长贺德方研究员从科技体制改革与科技创新政策演进指出，我国的科技创新政策是以“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政策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要有高效的创新体系支撑，对政策的智慧也提出全新要求，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频繁变化，频繁变化就是对创新的最大伤害。要继续保持“改革+试点”的中国特色政策发展模式，推进政策的创新、稳定发展。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公管学院院长薛澜教授认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是：科技与经济关系、国家创新体系与创新主体定位、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举国体制”与市场模式、网络与数字经济的创新规律、全球化的科技治理等。
      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主办，同济大学承办，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科学学研究》编辑部、《科研管理》编辑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编辑部和《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olicy》编辑部协办。我院郑庆昌教授、张丽萍老师、郭海婷老师以及研究生方慧娟参加了会议交流，会上，郑庆昌教授还就智库建设与广东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负责人进行了提问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