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萍、郑庆昌：国内新兴智库崛起对地方高端智库建设的启示——基于习近平智库观视角

2013年４月，习近平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2]；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2014年10月，中央深改组第六次会议审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习近平会上指出，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3]。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5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完善决策机制，注重发挥智库和专业研究机构作用^[4]。2015年11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

2016年5月，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直面智库存在的问题，要求“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5]。2017年2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对社会智库的发展进行了规范和引导，同年5月由民政部、中宣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进行顶层设计性、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部署，出台的一系列智库建设决定、意见、方案等纲领性文件及配套文件，集中体现了习近平的智库观。习近平智库观把智库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目标和要求，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习近平智库观，包含丰富的内容，其基本要旨：把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为今后和未来我国智库发展的基本方向；重点是建设一批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加快建立新型智库的体制机制是智库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智库是为公共决策提供理论、思想、行动方案、策略、方法等公共品的研究组织，与一般的学术研究机构或咨询机构不同，具有开展创新理论、传播知识、影响公众、引导舆论和社会走向、开展公共外交的职能，是公共决策的外脑、现代公共决策的重要环节，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强大作用^[6]。2014年10月，习近平在中央深改组第六次会议审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时指出：“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3]。2015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那种习惯于拍脑袋决策、靠行政命令或超越法律法规制定特殊政策的做法，已经很难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要完善决策机制，注重发挥智库和专业研究机构作用^[4]。新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决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来自智库的支持，智库作用也将更加凸显。

习近平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目标，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智库发展的基本方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中国特色”，是必须遵循的根本方向，是中国智库的“烙印”。智库的方向和目标，统一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坚持中国特色才能成为党和政府要信得过、用得上、靠得住的智库。智库的研究，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提出的理念、主张和方案，要能够体现中国立场和中国价值。智库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体现中国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智库特色和优势。

“新型”，主要是指新型智库有着多元、创新、开放、现代化的智库建设理念与治理模式，其思想观念、组织形式、运行机制、管理方式、制度规范等有别于我国传统智库。建设“新型”智库，是党中央对新形势下我国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等突出问题的主动回应，也是对智库建设的重大现实期待；既要着力引导推动传统智库向“新型”智库改革转型升级、释放活力，也要包容并支持培育新兴智库的创新探索、进而成长为“新型”智库。

2014年10月，习近平在中央深改组第六次会议上提出，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2016》显示，在中国算得上智库的约435家^[7]，这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相称。我国智库发展面临高端智库少、高质量研究成果少、高水平研究领军人才少的突出短板。习近平关于建设高端智库的讲话，指明了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智库建设的重点。2015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实施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规划”，要求“重点建设50至100个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2015年11月，《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获中央深改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同年12月，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启动，25家机构入选首批试点单位，随后配套实施了《国家高端智库管理办法（试行）》和《国家高端智库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试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施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规划”的部署迈出了实质步伐，通过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引领带动我国智库的整体转型提升，为新型智库建设先行探索、积累经验。

提升内涵质量，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内在要求。2015年11月，习近平主持中央深改组会议强调，要建设一批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国家亟须、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是习近平智库观对高端智库建设的目标要求。习近平曾指出“有的智库研究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问题，有的存在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问题，还有的流于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等形式主义的做法”，强调“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5]。建设高端智库，要在服务党委政府决策上高端定位，“重点围绕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4]。

“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开展高端智库建设试点”^[8]。地方高端智库，是区域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高端智库的补充，共同构成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发展格局。建设地方各类高端智库，既要放眼全球、融入国家发展全局，坚持高点定位，更要接地气，立足地方实际，瞄准地方重大需求开展研究。

习近平多次指出，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等，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各类智库加强自身建设。

制度创新，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关键，是智库能否为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智力支持的根本保障。围绕《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建立一套治理完善、充满活力、监管有力的智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目标要求，要按照各类智库特点和发展规律建立有效的组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体制内的智库，要着重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对于体制外智库的探索，要积极引导和鼓励支持。体制内与体制外智库有各自不同的优势与短板，要在相互借鉴互补中有侧重地推进智库自身在人才团队建设、经费筹措、研究与成果评价、统筹协调外部力量、国际交流合作等机制上做出创新。新型智库的体制机制建设，既要从需求端健全决策咨询机制，又要从供给端加强智库自身的体制机制建设；既要激发体制智库的内部市场和活力，又要从外部撬动智库思想市场的需求侧，促进智库思想市场的培育发展。

围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核心目标，通过改革创新加快建立完善新型智库的体制机制，着力打造一批高端智库，是习近平智库观的基本思想，也是当前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点。国家2015年启动高端智库建设试点以来，除了25个首批试点智库加快建设，同时也快速崛起了一批新兴高端智库，在全国甚至国际上产生影响、形成了鲜明特色。

成立于2013年，以“立足人大、放眼世界、把脉金融、观览全局、钻研学术、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大众”为宗旨。短短四年发展成为官方认定的G20智库峰会（T20）共同牵头智库、中国—伊朗官学共建“一带一路”中方牵头智库等;连续三年入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全球顶级智库150强”（全国仅七家连续入围）,位列《全球智库报告2016》亚洲大国智库第51名^[9]。其建设运行特点：

——校企合作共建。由中国人民大学与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创办。重阳集团董事长裘国根校友向母校捐款2亿元的大部分资金作为建院资金，智库实行基金化财务运作，以基金盈利作为智库主要资金来源，使智库运营具有可持续的、稳定的资金，保障智库研究相对独立与智库产品质量。

——实体机构独立运作。保持相对独立，较少受到学校行政限制和干预。拥有全职员工超过30人（80%以上是海归），聘请的90多名高级研究员来自10多个国家的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其中外籍高级研究员占40%)，与30多个国家的智库开展实质合作。最大化吸收社会资源，集聚前沿、新锐与务实的智慧，形成人大重阳的大智库形象。智库采取专业化运作，不仅注重思想的研发，而且重视思想传播和思想的售后服务等。

成立于2014年，是一家采取独特的众筹模式成立的社会智库。以“天地人和、经世致用”为理念，聚焦全球治理、“一带一路”、创新驱动、宏观经济等领域研究，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短短三年已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智库之一。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中，位列亚洲大国智库第57名；在清华大学发布的“智库大数据指数”影响力排名中列企业、社会智库组第一名；在南京大学与光明日报联合推出的“中国社会智库影响力”排名中，从2015年的第10位迅速跃升至2016年的第2位^[10]。其建设运行特点：

——建立复合型专业化智库队伍。构建“领军人物+核心团队+营运团队”复合型专业化智库队伍，领军人物易鹏2013年从国家发改委辞职发起创办，汇聚了超过200名外部专业人士担任智库的高级顾问、学术委员、高级研究员及研究员，这些来自国内外政界、学界、企业界、智库界等领域有声望、有话语权的人士为盘古智库与政府、国内外各界等保持良好沟通、合作搭建了渠道。在50多位全职人员中，有研究人员，也有智库营运队伍——从活动策划组织、自媒体营运推广、研究助理到后勤保障，为智库提供全链条服务。

——“走出去”拓展交流合作。注重扩大国际视野和国际影响力，先后出访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有关国家相关方面构建良好的交流机制；举办了近200场高水平的国际论坛和研讨、讲座活动；发起成立了由中国、美国、德国、印度、新加坡等海内外20余家一流智库组成的全球治理智库连线^[10]。积极为各级党委政府决策提供相关研究咨询服务，并与地方开展合作共建。

——多渠道开展推广传播。重视打造决策和舆论影响力，以研究报告、内参、公开出版特别是自媒体等形式进行推广传播，影响公共决策和社会舆论。依托“盘古智库”自媒体，产生强大的传播能量，当选为腾讯财经壹克自媒体联盟评选的“最具价值的智囊号之一”。让世界听到“盘古之声”，就国内外热点问题迅速展开智库活动：召开“萨德”问题研讨会、成立印度研究中心、美国大选分析访谈等，得到官方机构和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G20杭州峰会期间，盘古智库分别在《环球时报》、《国际先驱导报》获得整版报道；与新浪新闻等在2017年两会期间推出两场部长通道特别直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推出“一带一路·盘古说”专家系列评论等。

成立于2012年，是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由校友莫道明捐资创建。秉承“独立、客观、有效”的核心价值理念，聚焦体制改革、社会政策、国际关系、经济政策、教育政策等研究，以“为中央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为核心定位。2015年，IPP被中宣部和国家社科规划办认定为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四年来向中央政研室、国务院研究室、中宣部、教育部以及广东省委省政府等递送咨询报告50余篇，仅2016年上半年，6篇政策研究报告被中央采纳^[11]。其建设运行特点：

——选聘影响力强的领军人物。建立“首席专家+多学科专职研究人员+梯队式衔接”的智库核心研究团队，汇聚了具有国际视野、中国情怀的海内外学者和实践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受聘担任学术委员会主席兼首席专家，经常在各类媒体特别是微信公众号ID：IPP-REVIEW上发表政策评论、时评，公众号用户数达6万左右，单篇最高阅读量超过200万，扩大了IPP影响力。同时，借助郑永年的资源与海外影响力，在新加坡成功注册海外智库机构InternationalPublic Policy organization，向海外传播IPP的研究成果。

——建立智库特区机制。学校给予IPP极大支持，提供充足的办公场地、资金配套特别是人事自主权。研究院实行聘用制，面向全球招聘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高素质研究人员，研究院自行负责人员招聘和职称评定，符合学校条件可同时申请学校职称系列，灵活的人事聘用制度吸引了一批海内外知名专家加入。采取理事会和学术委员会的治理机制，实行的是理事会领导下的执行院长负责制。

认真学习、深入领会习近平智库观，运用习近平智库观的基本思想，借鉴这些典型高端智库的经验，对于探索地方高端智库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人大重阳研究院、盘古智库、IPP等这些高端智库能产出高水平、高质量的思想产品，提出有价值的思想、战略与对策建议，不仅与其深厚的学术积淀和长时间一手的跟踪研究、储备性政策研究相关，更与这些智库的价值理念有关。人大重阳研究院“立足人大、放眼世界、把脉金融、观览全局、钻研学术、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大众”的宗旨，盘古智库“天地人和、经世致用”的价值理念，IPP“独立、客观、有效”的发展理念，彰显高品味的“库格”，是这些新兴高端智库的共同特质，体现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根本要求。地方的高端智库建设，虽然侧重研究地方的问题、服务地方的需求，但同样要按照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根本要求，结合地方实际和各个智库特性，确立并恪守智库作为高端智库发展的理念。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互动，融合国际上现代智库基本的共同价值，把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立足国家区域战略部署和区域发展，开展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公共政策研究，打造地方党委和政府“信得过”“用得上”“靠得住”的智库。以服务国家治理、服务人民发展、服务民族复兴的明确价值取向，打造智库独特的价值理念，用理性、专业和担当的精神来塑造地方高端智库的“库格”。以智库文化为灵魂，恪守高端智库的价值追求，引领推动地方智库健康的文化生态形成。

我国现有智库绝大多数属于官方或半官方，非官方智库发展滞后，智库整体竞争和活力不够，智库市场还处于培育发展期。上述新兴高端智库的崛起，显示了新型高校智库、社会智库等的活力和生命力。推进地方高端智库建设，要大力支持培育发展新型高校智库、社会智库、科技智库、企业智库等，在充分发挥党政智库、社科院等作为高端智库建设主力军的同时，发挥高校智库排头兵、社会智库生力军、企业智库新生力量的作用，突破既有格局，形成各类智库多元联动、平等竞争的格局态势，激活智库思想市场。保障各类智库的决策研究参与权，政府决策咨询服务采购和可开放的数据信息对所有智库开放。大力支持发展智库产业，培育发展智库集群。打造智库特色小镇、智库村，吸引集聚国内外高端智库和资源落地，促进智库集聚化、品牌化发展，形成智库新业态。强化地方高端智库站位全局、重心下沉，更直接、紧密服务市县的区域科学发展、特色发展。

改革创新智库的体制机制，是建立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的关键，上述新兴智库能够快速崛起，最根本的动力在于组织与运作机制的创新突破。推进地方高端智库建设，可借鉴这些经验，建立健全符合现代智库运行规律的新型智库组织，创新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根据新型智库的功能要求、智库产品特点，引导智库组织跨界合作和智库团队跨领域、跨学科组合，鼓励高端智库引入理事会、学术委员会等治理机制，吸收国内外相关领域内有建树和话语权的政府退休人员、专家学者、企业家、社会组织等参与智库治理，提升智库的决策研究能力、传播影响力、资源整合力与平台支撑力。推进现有各类智库的体制机制改革，引导向新型智库创新升级，为打造地方高端智库积蓄力量。积极探索地方新型高校智库实体运作，发挥校友企业家资源，探索校企共建智库模式。消除对社会智库的偏见，优化社会智库的发展环境，规范发展社会智库，充分发挥社会智库视角更多元、机制更灵活、渠道更国际等独特优势。充分激发企业智库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优势，努力在行业产业政策制定、重大工程项目评估等决策咨询研究服务上形成特色。创新党政智库的治理机制，提升开放度和灵活性，增强发展活力。

借鉴盘古智库“灵魂人物+核心研究团队+智库营运队伍”和IPP“首席专家+多学科专职研究人员+梯队式衔接”等新型智库队伍建设经验，地方高端智库要着力引进和培养智库灵魂人物，优化智库人才结构，大力培育有跨学科理论基础又熟悉政府决策的复合型人才研究团队。适应现代智库专业化运作的要求与趋势，培育智库经理人群体、建立智库运营团队，为地方高端智库运行提供内外部资源的有效组织和整合配置、智库成果转化服务，提升智库专业化水平。加快落实智库人才“旋转门”机制，以改革创新突破智库人才的身份认同障碍，打通人才在政府、企业与智库间等旋转的通道。

开放性是上述新兴高端智库的共同鲜明特点，以全球视野建言中国发展，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主动向国际发出声音，发挥了高端智库“第二轨道外交”作用。树立“开门办智库”的新理念，地方高端智库要探索与媒体、智库、企业、行业协会、国际组织等合作，建立智库联盟或智库网络。面向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战略需要，地方高端智库建设要立足区域发展实际，引导支持地方各类高端智库参加重大国际性会议活动，借助参与或举办国际性论坛交流活动，提升地方高端智库开放对话交流能力；用好海外华人华侨的人才资源、海外信息、人脉网络、交流对话渠道等资源，助力地方高端智库走出去，参与国际智库平台对话、国际智库合作研究、智库人才旋转、海外智库专家库建设、高端智库海外分支机构设立、智库产品传播等。提升地方高端智库国际化水平，在国家和国际智库发展大格局中提高站位，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发挥影响。构建全方位的智库传播网络和机制，善于利用各种媒体特别是新媒体，以高质量智库研究内容和多样化的智库产品发出地方高端智库的好声音，传播区域实践经验与政策主张。